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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叶芝:狂热的心》:传记纪录片中历史人物形象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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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3 18:10:43 |显示全部楼层
传记纪录片主要以某一人物为中心,展现其特定历史阶段或者一生的生活状态、命运遭际和思想发展,遵循纪录真实生活、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的创作原则。然而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既是历史事实和人物生平的客观记录,更是主创团队运用各种创作素材进行的一种话语言说和想象建构。因为主创团队人生态度、价值取向、情感定位、社会心理等主观因素的介入,必将产生新的知识编码和知识类型,影响到他们对历史人物的把握和看法。

《叶芝:狂热的心》(A Fanatic Heart:Bob Geldof on W.B.Yeats)由杰瑞·霍班(Gerry Hoban)执导,鲍勃·杰尔多夫(Bob Geldof)主演,2016年4月3日起陆续在爱尔兰和英国等地上演。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叶芝已经逝去70多年,很多相关的见证人都已湮没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之中。要在当代爱尔兰人、世界读者和观众面前,呈现一个丰满的叶芝形象,主创团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一、在宏大的历史语境中来概括人物的总体特征

传记纪录片拍摄之前首先要确定人物的总体特征,主创团队才能围绕这一中心筛选创作素材。而把人物放置在宏大的历史语境中,是概括人物总体特征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因为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审视,人们研究历史和文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它们本身,而是要通过阐释历史和文学来把握当代社会。因此,只有从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发展的需求出发去审视历史,才能对人物的生平、贡献和地位等做出恰当的价值判断。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 r Yeats,1865-1939)一生创作了将近500首诗歌、30余部戏剧、20多篇短篇小说、民间故事集《凯尔特的曙光》、中篇小说《多亚》《约翰·谢尔曼》、长篇小说《斑鸟》、神秘主义著作《幻象》,以及为数众多的文学批评、书信、日记、自传、回忆录、政论文等。1923年,叶芝因“成功地维持了与人民的接触,同时又保持了最具贵族气质的艺术”[1]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主创团队将叶芝放置在英爱殖民与反殖民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来加以定位。从12世纪中叶英国统治者踏上爱尔兰开始,双方的殖民与抵抗就一直没有停止过。17世纪清教革命运动当中,爱尔兰全岛成了英国天主教和新教角逐的竞技场。18世纪初,信奉新教的英国国王威廉三世颁布了严酷的惩治天主教徒的法案。1801年,英国议会通过英爱合并法案,爱尔兰成了英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为此爱尔兰人在1641-1652、1798、1803、1867、1916年都发动了反抗英国统治的武装起义,希望借此获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其后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1937年建立爱尔兰共和国,1948年宣布脱离英联邦,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199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

《叶芝:狂热的心》这部影片是为纪念爱尔兰复活节起义100周年而拍摄的。100年的探索、追求和发展,爱尔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思想活跃,文化昌盛,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多元、开放、包容的国家”[2]。主创团队认为叶芝持续不断的创作活动,推动了爱尔兰国民民族意识的觉醒,让他们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认同。影片一开始就点出了他们对叶芝的看法。叶芝是“最古怪、最勇敢、最不可思议的革命分子,他从未杀生,但他的革命结出了果实,爱尔兰精神的革命”[3]。影片的最后,杰尔多夫将叶芝概括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伟大的革命领袖,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伟大的爱国者。”[4]在叶芝的创作中,已经包含着“一个现代、多元、知性的支柱和体系”[5]。叶芝对于爱尔兰国家的建立,对于未来国家的发展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影片援引叶芝的好友奥利佛·圣约翰·戈加蒂的话说:“没有叶芝,也就没有自由的爱尔兰。”[6]

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其一生往往是非常丰富而复杂的。从不同的侧面观察,将会有不同的结论。格林布拉特说:“我对我的材料所提的问题以及材料的本质均由我对自己所提的问题决定。”[7]所以主创团队选择了爱尔兰政治和文化这样一些现实的着眼点,以把握叶芝的总体特征,为传记纪录片的选材和拍摄定下了思想的基调。

二、以地理空间的转换来串联人物的生活经历

传记纪录片要注意可视性的生活环境的纪录,并以此作为走向艺术真实的客观基础。因为生活环境既是人物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孕育其思想和性格特征的良好土壤。只有提供真实的生活环境,才能激发观众对作家真实生活和状态的想象。

尽管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真正让叶芝魂牵梦绕的却是爱尔兰的斯莱戈郡。斯莱戈处于爱尔兰的西北部,濒临大海,有着美丽而又狂野的自然风光。这里是叶芝好几代祖先担任牧师的地方,也是外公波莱克斯芬的家乡。主创团队将镜头对准了宁谧的罗西斯岬角、静穆的本布尔本山、船只穿梭的码头、矗立的教堂、仙境般的茵纳斯弗利岛等。这里既是叶芝童年时代与兄弟姐妹玩耍的人间乐园,也是激发他文学和艺术灵感的心愿之乡。

英国伦敦是叶芝时代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影片中展示了伦敦繁华的街道、拥挤的建筑、繁忙的泰晤士河、叶芝一家以及他后来居住的几处住所等。这里的喧嚣和烦杂成了斯莱戈神秘、灵动生活的对立面。叶芝曾在伦敦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这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进化论等各种思想,成了滋养他内在世界的丰富营养。

都柏林邮政总局是1916年复活节起义所在地。叶芝尽管对起义持保留的态度,却认为这场起义创造了一种可怖的美,使沉睡的民众得以在烈士的鲜血中苏醒。由于是为纪念复活节起义而拍摄,所以这部纪录片多次将镜头对准了邮政总局,既有外部的总体把握,也有内部的细部特写,而且还有被枪炮肆虐后邮政总局的影像资料可供参考。

库尔庄园是格雷戈里夫人的家园,同时也是贵族生活的象征。叶芝在这里不仅享有了物质上的富足,而且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秩序、庄严和静穆,拥有了难得的贵族体验。巴列利塔是诺曼时期的古塔,与库尔庄园相距不远,叶芝把它买下来作为夏天避暑的处所。影片拍摄的时候,适逢乡间洪水泛滥,杰尔多夫和主创团队只能划着小船拍摄,烟雨迷蒙,更显出了古老的贵族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

库胡林石矗立在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之间。库胡林被称为凯尔特的阿基琉斯。传说他曾与敌作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自己绑在这块大石头上,威严地站着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因此纪录片中所聚焦的这样一块石头,其所凝聚的不光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更是凯尔特人氤氲悠远的文化氛围。

阿贝剧院和瑞典王宫。阿贝剧院是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主要阵地,叶芝及其同伴的很多剧作都是在此处上演的。瑞典王宫则是叶芝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接受世界文化顶礼的地方。在这里叶芝深切感受到了自己将爱尔兰精神化对爱尔兰和世界文化的影响。

小城罗克布隆恩和本布尔本山下。罗克布隆恩是法国南部的小城,叶芝在这里度过了他晚年的美好时光,也是在这里健康状况恶化,在女伴们的陪伴之下走向了天国。在本布尔本山下壮姆克利夫的教堂墓地,可以看到叶芝简朴的坟墓和墓碑,上面雕刻的选自《本布尔本山下》的诗句清晰可见。

地理空间的转换形成了人物活动的线索和时间更迭的线索。通过镜头捕捉各种画面,通过录音机录下各种声音,主创团队截取了人物出生、学习、成长、暮年等生活片段。这种追求自然本色的场景纪录,贴近生活的原貌,是构建传记纪录片人物的重要方式。

三、梳理思想发展脉络以深化人物的精神气质

传记纪录片中的主人公之所以得到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视,主要是由于其深刻的思想和伟大的功绩对民族、国家和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传记纪录片需要将重点放置在对人物思想和功绩的介绍上,揭示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物与大众、民族、国家、人类之间的紧密联系。

叶芝的思想经历了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贵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发展阶段。叶芝出生时,英国已经统治和奴役爱尔兰七百多年。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叶芝的头脑中主要是阿卡迪亚和东方印度等浪漫主义的荒僻之地。但在1845年到1852年,爱尔兰的大饥荒激起了民众强烈的民族情绪。爱尔兰社会长久蓄积的对英国统治者的仇恨,他所敬仰的政治家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他的导师和前辈约翰·欧里尔瑞、他的恋人茅德·冈等,都让他不得不关注爱尔兰的政治生活。他青年时期常出入当代俱乐部,曾主持1798年起义纪念委员会相关工作,后来还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由此可见,叶芝青年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主要是政治民族主义的思想,希望通过政治的、军事的斗争,使得爱尔兰得到独立和解放。

一次次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基本上都是以失败告终的,这让叶芝开始了痛苦的反思。爱尔兰起义失败的原因千奇百怪,但叶芝意识到最主要的原因却是未能实现精神和文化的革命,未能发掘和凸显爱尔兰文化的独特性。为此他和格雷戈里夫人、道格拉斯·海德、约翰·辛格等在爱尔兰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试图通过诗歌、戏剧、小说等继承爱尔兰悠久的历史文化,挖掘凯尔特人的文化遗存,让民众得到影响和教诲,凝聚起爱尔兰的民族精神。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叶芝超越了乔伊斯、贝克特、王尔德、萧伯纳,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优秀的民族离不开文学,优秀的文学也离不开民族。”[8]

叶芝在思考欧洲文化传承,在与戈尔·布斯一家、格雷戈里夫人、多萝西·魏莱斯利夫人等交往的时候,逐步确立了他的贵族主义思想。他认为伟大的贵族世家往往比政府更加明智,因为贵族代表着文明和谦逊,是思想、文化和准则的传承者。而暴民、商人、资产者、天主教徒等,一般都是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缺乏远见的人。叶芝理想的国度是查士丁尼时代的拜占庭。面对社会的动荡和道德的沉沦,叶芝20世纪30年代具有了一些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希望通过独裁统治,来重建等级和秩序。这样的思想后来甚至过渡到对优生学的崇拜,认为贵族、艺术家等应该多多生育,而流氓无赖等则最好不要繁衍后代。

叶芝终身都对神秘主义和无形世界充满着浓厚的兴趣,认为“神秘的世界是他所做、所思、所写的中心”[9]。他推崇占星术、炼金术、诺斯替教、佛教、通灵术、犹太卡巴拉等各种秘术,而对以理性和逻辑为特征的现代科学非常反感。这些神秘主义的探索和思考不仅给叶芝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隐喻和意象,也让叶芝的思想变得更加深邃和丰富。叶芝的神秘主义思想其实是带着极大的包容性,不能够仅将其看成是怪诞之作,而是叶芝突破凯尔特和爱尔兰单一文化偏狭,走入更具普遍性的现代、自由、宽容的世界的重要方式。

通过以上这些可以看出,叶芝的思想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有多次的重大转折,体现了人物的精神探索。作为爱尔兰先知式的存在,叶芝的思想发展并不是私人性的事件,而是爱尔兰整个国家和民族公共性的思想演进过程。

四、以讲述、访谈和朗诵凸显人物的当代影响

传记纪录片中主人公的影响如何来呈现呢?如果是雕塑家、画家、建筑师等等,应该有一些实物留存下来,通过对实物的品评,以及与后来作品的对比可以凸显人物的影响。如果留下来的主要是精神性和思想性的遗产,那么讲述、访谈和朗诵等是凸显主人公当代影响的重要方式。

《叶芝:狂热的心》这部纪录片中杰尔多夫的讲述,在影片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线索作用。通过他的引导、游历和讲述,各种时空所发生的事件、与其相关的各种人物等串联了起来,他的声音、表情、动作、感受等也加深了我们对叶芝及其创作的认识。除此之外,字幕、同期声、解说词等对我们了解叶芝的人生则是很好的补充。这样客观、平实、质朴、自然的讲述和叙述,既可以塑造人物,又可以传达出主人公的当代影响。

这部传记纪录片中还加入了很多的访谈,帮助观众理解叶芝的生活和思想。在这部影片中,杰尔多夫对著名传记作家罗伊·福斯特(Roy Foster)教授的访谈占了非常大的比重。首先是母亲的家庭对叶芝的影响。福斯特认为除了提供富足的生活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叶芝走进了斯莱戈这样一个充满想象的最适合其灵魂生长的地方。其次是叶芝和茅德·冈两人的情感纠葛。叶芝是文化民族主义者,是要找出爱尔兰文化的独特性;而茅德·冈则是政治民族主义者,她要将英国人赶出去,实现爱尔兰的独立与解放。再次,福斯特和杰尔多夫还谈到了复活节起义。杰尔多夫认为人最重要的是生命,500人的牺牲是非常恐怖的损失。福斯特却认为先烈们的牺牲,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这是值得的。第四福斯特谈到了神秘主义活动对叶芝的影响。福斯特认为叶芝将其看成是神秘隐喻的工厂,是寻找主题、题材、意象的一种极端方式。他们的访谈中还涉及到叶芝最后10年的溃败。乔治·穆勒曾说,在爱尔兰,“一切始于叶芝,也终于叶芝”[10]。福斯特是高度认可这一评价的,因为叶芝的作品和生活促进了爱尔兰的民族认同。此外杰尔多夫对约瑟夫·奥康纳、克里斯蒂娜·奥克利·哈灵顿、莱斯莉·霍尔、安妮·韦斯特等的访谈,让我们对叶芝的生平和创作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纪录片中还适时插入了20余人分别或合作朗诵叶芝诗歌的情景。这些朗诵者主要有鲍勃·杰尔多夫、达米安·路易斯、埃德娜·奥布莱恩等。所朗诵的主要是《亚当的诅咒》《1916年复活节》《爱的怜悯》等诗歌。鲍勃·杰尔多夫还朗诵了戏剧《胡里汉之女凯瑟琳》中的一个片段。

引入这些讲述、访谈和朗诵,把社会各界面对叶芝创作时的表情、声音、语调、动作等记录下来,一方面可以介绍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本身也是在表达自己的致敬。通过逐一查对,我们发现这些参与者中有记者、播音员、演员、作家、歌手、大使、历史学家、画家、学者等各种职业,来自于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等欧洲很多区域,说明叶芝在西方世界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当影片观看结束的时候,这些人物的讲述、访谈和朗诵似乎并没有停止,而是一直回荡在观众的耳畔、心头,因此它们对人物的建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结语

叶芝这一人物形象的建构,涉及到了不同时空中社会历史因素的协商和交换,经历了“区分、组合、寻找合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整体”[11]等过程,是“语言凝聚、置换、象征以及与文本生成有关的两度修改的历史描述”[12]。所以,聂欣如认为:“纪录片基本上是由人们对于素材的态度来决定的,对于自身外部世界有所敬畏者的作品是纪实的;力图改造世界、教育他人,使之符合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者,他们的作品往往是构成的。”[13]从《叶芝:狂热的心》这部影片可以看出,主创团队所持的主要还是第二种态度。

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伟大的复兴,当前国家的文化战略、国家形象的传播、历史文化的阐释等都会涉及到传记纪录片的拍摄。传记纪录片的质量如何,涉及到人物能否起到榜样和教诲作用,能否承载一个时代的文化期待,能否表达当前国家和民族的自我诉求等很多方面的考量。从这些方面来看,这里所谈论的《叶芝:狂热的心》这部影片,也许会对今后的工作有一些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当然我们在理解影片历史人物建构特征的同时,如何充分尊重客观事实,避免新历史主义的解构倾向,是我们拍摄传记纪录片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帕·霍尔斯特洛姆.“授奖辞”[M]//叶芝.抒情诗人叶芝诗选.裘小龙,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5.

[2][3][4][5][6][8][9][10]Gerry Hoban.A Fanatic Heart:Bob Geldof on W. B.Yeats.BBC,2016.

[7]Stephen Greenbu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Chicago:U of Chicago P,1980:5.

[11]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6.

[12]H.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New York:Routledge,1989:297.

[13]聂欣如.“形而下”视阈中的纪录片本体[J].新闻大学,201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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